在《注意力經濟：如何把大眾的注意力變成生意》一書中，學者吳修銘梳理了以“收割并轉售注意力”為手段的商業模式史。他指出，注意力的商品化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經濟形態，尤其是在互聯網公司快速崛起的10年，其產業布局對各類場景的滲透幾乎無孔不入。這些洞察商業規則并深諳人性的參與者被他稱作“注意力商人”，他們必須對潛在市場有足夠的敏銳度，才能在這場群雄四起的博弈中搶占先機。這讓筆者想到了最近幾年非常具有話題性的“知識付費”。倘若從市場尚未成熟卻已煥發出巨大商業價值的角度來看，毫無疑問，這會是“注意力商人”們下一個竭力奔跑的賽道。

　　知識付費本質上是知識共享的付費形態，不妨認作“知識變現”。為獲取特定的知識而支付費用，單就概念而言，它并不新鮮。不過，若是從行業層面來理解，且前提是在互聯網背景下，知識付費確屬新事物。從試水期的小規模付費服務，到2016年進入井噴期的“知識付費元年”，再到如今的知乎、得到、喜馬拉雅、分答等，從實際效果看來，這一模式的可行性已經得到了印證。

　　克萊·舍基在其著作《認知盈余》中描述了這樣一個事實：美國人一年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大約2000億個小時，而這幾乎是2000個維基百科項目一年所需要的時間。在他的理念中，個人的閑暇時間也是社會資源的一部分，因此人們應該學會如何建設性地利用自由時間，來從事創造性的活動，而不僅僅是消費。

　　這種把用戶的“消費者”形象外延到“內容生產者”的思路，要歸于互聯網“去中心化”信息分發的媒介特性。在知識付費平臺上，原本散落在個體身上的閑置時間和知識被重新激活，一些“棲身幕后”的學者也搖身一變成了互聯網時代文化界的“網紅”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隨著知識付費領域整體社交屬性的增強，以及喜馬拉雅們“各有專攻”的變現方式，重新定義用戶在其中的參與身份似乎才是更妥當的做法。關于這一點，有位網友的見解較為獨到：大多數用戶既不是完全的內容制造商，也不甘于簡單的付費就好，他們游走于兩者之間模糊曖昧的灰色地帶，更像是位“知識掮客”。他們對知識本身往往不求甚解，興趣有限，卻青睞于多樣的參與形式。

　　依他看來，比起知識，人們似乎更愛社交。這和傳播學中“后真相”的表意頗為類似，后者被牛津詞典定義為“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，較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”，也就是說在不正常的輿論生態里，真相的重要性被削弱了。如果這位網友所言有理，那么，把“后知識”看成給信息時代的另一個注解，倒也不失貼切。

　　目前，知識付費領域已呈現出一片紅海態勢，局外人“目光如炬”，入局者自知冷暖。早在去年，以羅振宇、Papi醬為首的一批IP講師因“持續輸出高質量內容難度過大”相繼選擇停更，而對于各平臺中依然保持定期更新的明星欄目而言，人們也不再是“照單全收”，愈發理性的選擇無疑也等同于在昭告：知識付費行業“凜冬已至”。

　　面對行業困局，產品經理人不得不重新考慮一個問題：繞到知識的背后來看，用戶到底為何而付費?在眾多關于這個話題的討論中，“焦慮”一詞被提及最多，與其密切相關的，則是潛藏的個人職業發展問題。傳統的線性職業發展意味著地位和報酬的穩步上升，這是一種有經驗可循、可衡量、可預見的職業發展路徑。然而在現代社會，隨著組織變得越來越扁平化，各領域間的協同合作使得跨行業工種激增。面對全新的機遇和挑戰，人們往往很難憑借單一的專業知識在未知領域依舊做出好成績。比起學習新知識所耗費的高昂的時間成本，習慣于“快餐消費”的互聯網一代更傾心于用金錢換取的可量化的在線知識，以謀求個人在新興市場中的競爭力。

　　只是，這種企圖“走捷徑”的知識產品終歸難以經得起實際效果的檢驗。對于知識付費，有人提出觀點，這會是下一個泡沫行業。而遭受過同樣預判的還有時處“風口”的直播、短視頻、共享經濟、新零售。這種近乎程式化的質疑，實則非常輕慢。供給與需求，總是互相掣肘，又相依相存。即將到來的5G網絡無疑會加注信息對大眾注意力的分割和吸附，盡管羅振宇稱自己是將知識“有趣化”，但關鍵在于，內容質量的改善能否消解掉知識產品本身“碎片化”“淺顯化”屬性所帶來的淺薄問題，依舊亟待考量。

　　不管怎樣，消費者對于高質量內容渴求的迫切程度定會進一步加大，而對之的滿足，似乎也只能通過內容的深耕來實現。焦慮的“販賣”生意終究要走上去魅的必經之路。畢竟，沒人愿意一直為智商稅買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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